黃炎培與重慶統戰

作者:陳永松 來源:重慶市中華職業教育社 發布時間:2017-11-17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黨被迫于同年10月30日決定遷都重慶。同年11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正式做出遷都重慶的決定。翌年5月,中華職業教育社也從上海遷往重慶。西遷重慶之后,作為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要創始人的黃炎培,除了繼續推進職業教育之外,更重要地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推動民主斗爭的抗戰大潮之中。從1938年直至1946年抗戰勝利職教社遷回上海的8年里,黃炎培在一時成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陪都重慶,充分發揮了自己成熟的政治智慧和巨大人格魅力的影響力,政治上逐漸向中共靠攏,為我國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壯大和成型發揮了重要作用,功彪千秋。


統一戰線形成初期


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只有最廣泛的反日統一戰線(下層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從而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為了貫徹黨的抗日方針,黨中央于年底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黃炎培作為國統區的政府要員,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1938年5月在武漢應邀參加"生活"茶話會時,黃炎培第一次同周恩來見面。出席參政會時又結識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中共負責人。從此,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工作一直受到中共領導同志的關懷和幫助。



《國訊》為黃炎培和中華職業教育社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創辦,以鼓吹抗日救國為職旨。黃炎培遂邀請周恩來在《國訊》上發表文章。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開夜車為《國訊》撰寫了題為《今年抗戰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全文一萬多字,在1939年1、2月《國訊》上連載三期。1939年5月 27日 ,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向同情共產黨的社會知名人士代約投稿、寫專論等。這樣文來文往,黃炎培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及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合作進一步親密。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一個"限制異黨活動法",開始在全國各地搞摩擦和白色恐怖。黃炎培等國民參政會中的一些小黨派的領袖,面對國民黨的高壓政策,深恐國共團結抗戰的局面破裂,痛感有加強自身團結與共產黨更加親密合作的必要。為此,他們醞釀建立一個組織。1939年11月23日,由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梁漱溟、左舜生等發起,聚集了三十多位國民參政員,在重慶青年會餐廳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明確以"反對內戰,調解國共關系為職志"。他們以此為基礎,加強自身的團結,并進一步加緊了同共產黨的聯系。這就為"皖南事變"之后,他們在南方局的支持和幫助下,正式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創造了條件。


統一戰線鞏固壯大期


在抗戰初期,黃炎培一直主張團結抗戰,對國共兩黨在各種場合做了許多居中調停,以致被人當作"和事佬"。但是隨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越來越加劇,黃炎培自己認為 "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開始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出現明顯對立。

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使黃炎培對中國抗戰前途感到焦慮。正好,1940年6月14日,周恩來約他長談,他得到很多啟發。他于是請周恩來在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辦的"青年星期講座"上作一次演講,題目是《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演講精辟論述了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前途,并以真憑實據揭露了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真相,如一聲霹靂,在當時震動了整個山城重慶。四十天后,黃炎培又約請老友著名經濟學家、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博士,在"青年星期座談會"上作《戰時經濟問題》的報告。馬寅初用大量確鑿的事實材料,揭露了"四大家族"為首的豪門貴族利用權勢,在全國人民浴血抗戰時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并將大量存款入外國銀行,準備一旦當了亡國奴就好逃到外國當寓公。這又是震動山城的一炮。馬寅初也因此獲禍,隨即被國民黨逮捕,并關進貴州息烽的集中營。這事又給黃炎培極大的震動和教訓。自此,黃炎培與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漸行漸遠。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軍隊對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皖南部隊實施包圍襲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使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點。在重慶,黃炎培作為職教社的領導人針對"皖南事變"發表聲明:"當局如此措置,絕對錯誤"。"皖南事變"使各中間黨派看清了蔣介石反共反民主的真面目。同年2月10日,周恩來在重慶約見黃炎培、張瀾、沈鈞儒等各中間黨派人士,建議大家團結起來,為促進抗戰勝利而努力。于是,各中間黨派決定改組統一建國同志會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同年 3月19日由三黨(第三黨、國社黨、青年黨)三派(救國會派、職教派、鄉建派)組成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舉行成立大會,黃炎培被推選為常委會主席。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是"皖南事變"后共產黨政治影響擴大、國民黨蔣介石政治地位下降的一個重要反映,是中共實施統一戰線策略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敗以后,國民黨于1943年11月12日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在最高國防委員會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介石在"憲政實施協進會"上,再次信誓旦旦地宣告決心:"實施憲政,還政于民。"對這樣的官樣文章的會議,黃炎培寫了一首諷刺詩:"午夜喧喧尚議堂,一年拼此一旬忙;天人百策關軍國,高閣堆成紙萬張。"在憲政運動中,黃炎培和職教社同人積極投入斗爭,籌辦了一個《憲政月刊》,黃炎培任發行人,每月舉行一次"憲政座談會會",把發言記錄在刊物上發表。這個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有很大一部分是國民黨的實力支柱,而把這些人調動起來談民主憲政,就在國民黨的后院引起嚴重的震動,也在社會上起到獨特的作用。《憲政月刊》從1944年元旦創刊至1946年,共出版二十七期,每期都以主要篇幅大聲疾呼民主自由,逐漸使"憲政座談會"發展成為千百群眾聲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重要戰場了,為當時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做出了出色的貢獻。


統一戰線逐步成型期



1945年7月,為了推動國共談判,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期間,黃炎培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有機會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其中黃炎培與毛澤東"窯洞對"時引出的著名的"周期率"的談話,成為黃炎培參政建言的千古名談,極大地啟發了中共領導人。黃炎培回到重慶后,先在《國訊》周刊上發表兩天"訪問日記",然后將《延安歸來》全稿交給"國訊書店"出版發行。《延安歸來》是本七十四頁的小冊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歸來答客問",第二部分是訪問延安五天的日記。《延安歸來》的書稿于1945年7月30日交重慶南岸潤華印書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方式突擊出版,僅用八天時間該書就出版發行了。初版兩萬冊,幾天內《延安歸來》一銷而光,成為大后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徹底勝利。但是內戰的陰影旋即籠罩全國,蔣介石打內戰是鐵了心的,而中國國產黨真誠地希望國共談判、和平發展。同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組成代表團,飛赴重慶談判。8月25日,黃炎培和冷遹等一起到重慶九龍坡機場迎接毛澤東和周恩來來渝進行"重慶談判",并參加了許多有利于國共談判的活動。在此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和會晤了各黨派各團體各階層的人,還留下了毛澤東"三顧特園"與民盟主席張瀾坦誠相見的佳話。



抗戰勝利以后,國內團結問題日漸好轉,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的愿望空前強烈。形勢所趨,黃炎培全力以赴投入到民主建國會的籌建活動中。他們同各方面的人士廣泛接觸和交談,并隨時向中共負責人周恩來、王若飛等通報情況。經過二十四次籌備會議,1945年12月16日,黃炎培與胡厥文、楊衛玉、章乃器、孫起孟等民主人士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通過了政綱、組織原則、章程和成立宣言。民主建國會雖然是從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出發,采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場,但實質上是與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政治主張相呼應。日后,民建在爭取民主、獨立的運動中,最終拋棄了中間立場,站在共產黨一邊,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最終成為中共領導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1946年2月4日,黃炎培偕家人離開重慶飛往上海。十八年后,黃炎培在自傳體《八十年來》中有《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前后》一節,對自己在重慶期間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愛國民族統一戰線活動深刻地總結道:"抗戰期間,我們在重慶的一群人,與中國共產黨負責同志保持著經常的聯系。1945年元旦,有我參加的六十四人發表了《轉捩當局勢獻言》,登在《國訊》及《新華日報》。之后,與中共方面的接觸更加頻繁,逐步提高了我對中國前途的認識。延安五日,益增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敬仰。8月28日,毛澤東主席抵渝,我很擔心。在國共和談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我代表民盟作為第三方面人士之一,更有較多的參加機會。斗爭是尖銳的,第三方面人的情況是復雜的。國民黨政府對我忌恨很深;因此,在1946年1月26日出現了特務搜查我住宅的事件。此外,經過情況很多,這里不多寫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 郝明金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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